才怪。因為鐵板之爭，翻了那位老師的臉書，湊巧撇見了這句話。雖是在罵以言論自由為名捍衛中天的學者們，但說出這樣的話，似乎還是透露他對社運圈的長期怨念。
原先是要以過往的經驗回應這句話，但真打開電腦打字時，首先想起的卻是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的宗教大法官一節。那是一個刻劃人之軟弱、無助、服從權威，以至甘於卑鄙，情願苟活的段落，至今仍讓我難以駁斥。倘若人的本性如此，「自由」的狀態毋寧就是對本性的超越。但「超越」要如何完成，又從何確認？
而循著那樣的脈絡，自由、人權這些概念，的確可能只是另外一種讓人甘於服從的權威。但事實上，所有關於「價值的信仰」，都有這樣的風險。
我不曉得有多少人權工作者是仰賴純粹的信仰而活，但在那六年的經驗裡，大多時刻我都感到如履薄冰。意思是，人權工作不只難以評估行動與目的間的關聯性，許多時候更是身陷迷霧，連價值的邊界都摸不清：你如何確定自己真在捍衛人權？
以中天為例，假設我認為中天享有那樣的言論自由，我要如何證成這樣的劃界，長期走下去，不會反而限縮了自由？反之，假設我認為中天沒有那樣的言論自由，又要從何確認這真是確保未來自由的一種方式？說到底，一個人要怎麼確信，歷史會支持他所持的信念？中天可能還算是簡單的案例了。
人難以擺脫不確定性進行思考，其行為也多少都伴隨政治性的後果。人權、自由若要獲得一個實用的定義，也無法與不確定性、政治性後果脫鉤 。所謂穩贏不輸的套路，恐怕只是學者的天真想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