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事情還在傳，而我認為那於我並不公正。
我不認為現有性平機制是公正的，至少從審查過程到審查結果，我都覺得委員們只能各自以自己的臆測、想像、及先入為主的偏見決定兩個當事人的人生，端看誰比較幸運。三年前，我概括接受了所有結果，幾乎是意料中的事，我沒有針對其中不合理處再次挑戰，因為那幾個月真的太累了，我只想儘快結束那一切。
我曾傷害過一些人，在過去十年中，有兩三段為時一年左右的時間，我在感情上處理的一蹋糊塗，而我也被一些人弄得遍體鱗傷。基於交往過程的傷害，我向一些人道歉過。但我問心無愧，從未因工作上的位置，而強迫另一個人應接受些什麼。
我和她交往，也是在職位平等的狀態下開始的。
一個簡單的事實是，倘若我真是加害者，又何必在那一年的六月中旬前，就和秘書長、少數執委及當事人表明離職意願？試問檯面上有哪一個所謂的加害者，他們是早在所有事情或程序發生前，就自願離開位置的？
我認為審查結果充滿臆測，是因為在審查過程中，我完全據實以告，毫無虛言。但委員們對於我所說的話，幾乎是以徹底相反的方式進行解讀。我至今的感受是，那彷彿是出於他們對某種男性想像或不滿的解讀。但那或許也不是她／他們的問題，畢竟在有限的證據下，常識成了判斷依據，所有誠實看來都格外廉價。
當然，分手時類似的話，自成為案件當事人，知道竟能被那樣解讀後，就決定此生不再說了。什麼私下無法幫忙云云，分手時講出來，事後來看，都是多的。但那樣的話，最初絕非惡意，它只是在關係結束前一刻，我試著告訴對方，我無法再「私下」分神幫忙或分擔那些事情了，未來就是公事公辦。
於是就被當作威脅了。所以他們說，你上班還是可以做啊，那是你的職責。
是，上班時我當然會做，但我說的是「下班後」。
我不清楚委員們是否曉得對方當時在工作上的過勞狀況。在一起的那段時間，我下班時聽了大量訴苦，也使用不少自己的時間學習對方的議題，試圖進行協助。因此在當年六月底，即將劃清情人關係的彼時，或許是我一廂情願，但我所講的意思僅是，未來我無法在「下班後」繼續這樣的行為。我也需要療傷。
而在那個只有男方哭才會被當作情勒的調查報告中（其實雙方都哭了好多次），關於分手立場及身體接觸的認定，我看了也只覺哭笑不得、欠缺脈絡，從而有許多偏離事實的部分。畢竟那些過程多半是雙向、互有主動的部分。但或許走到法律程序時，所有脈絡已注定要支離破碎。當我們急於論斷事實，論理就純屬多餘。
那陣子的多次分合，我是此生難忘，如非必要，也不願再想起。無論如何，那樣的交往從開始到結束，都確實造成了巨大的傷害，我對所有與我有關的傷害感到非常抱歉，特別是最後搖擺於分合之間的那一個月。
而那樣的一個月，也讓我體驗到人生的首次憤怒。儘管那次的經驗大幅拉升了未來的憤怒門檻，但也讓我體會到，在某些時刻，憤怒幾乎是必然的。必須說的是，憤怒並不必然導致失控，即使是在那僅有一次的憤怒中，我也僅是「要求說明」。倘若要求說明就是失控，那整個社會如今應該都失控了吧。是溝通上的不真誠，造成雙方無止盡的迴圈，從而導致時間浪費的失控。
當對話不真誠，果斷放棄溝通，不再追問理由，才是正途。這也是在那次經驗學到的。
但總之，行為或語言上如何展現憤怒的情緒，從而能準確傳達自己正在憤怒，但又不讓對方感到害怕，可能是必須學習的。
在那之後，我決意不再沾惹職場上的感情、不可再亂、儘量時刻確認真正意願，且無論如何，都須在短時間內整理好自己的情緒表達。
會在此時將這些想法再提出來，是因為昨天看到有第三人在提這個例子，我很困惑，那個（些）人真的曉得自己在說什麼嗎？那和檯面上的所有案例都不同，雙方在其中的所有自我懷疑、黏膩、謊言、冷感、憤怒的交雜與反覆，彼此的身心受創，不是當事人，是絕對說不清的。
這不是誰的欲望一定要得到滿足，我的理解是到了後期，雙方都有欲望，但那已不是性的欲望，而更像是「對方能否尊重自己」的欲望；這也不是誰傷害誰，而是那就是一段互相傷害的過程，雙方都受傷很深。
標籤帶來羞恥，由於羞恥與歉疚，並認為自己的出現可能只是再傷害對方，我退出了近乎所有公共事務的討論。我以為過了幾年，自己就能調適得較好。但實在太難了。我暫時還找不到跟自覺有冤的自己相處的方式，只好低調紀錄。約莫如此。